丢失
丢失一月的省城天气特别地寒冷。
人行道上高大梧桐的枝一直伸到二楼前，穿过灌木丛般的光枝桠，可以看见宽阔的大街被赛艇似的花坛分成两个部分。宽敞灰白的水泥路笔直地伸向远方，而人行道却被树枝笼罩着。穿滑雪衫、大衣、毛衣的行人在高大的树下显得宁静而矮小。楼房朝街头的一面都装饰得五彩缤纷，那些无数个夏日里敞开的玻璃窗全部紧闭着，相比之下树显得逊色多了。对面停车亭里挤满了待车的人，有人离它远些就靠在树上看书，花坛里的花草都枯萎了，只两棵红叶树叶子没有落，但几经风霜已经变得紫红，像船上红色的风帆。如果花开着树也绿着谁也看不出这是冬天，更何况来往的车辆更增添了热烈而杂乱的气氛，文明城市究竟是文明城市，一看就是街宽、楼高，人们穿着各种奇装怪服很时髦，也很漂亮，闹市里五颜六色，商场都是富丽堂皇的，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井井有条，街心人行道都干干净净，没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。
太阳黄色的光线斜射在大街上，把迎光的楼面染得金灿灿的，枝上的霜开始融化成一粒粒水珠，滴在地上或者化在树体上，路上人行道上都留下了湿迹。故乡小县城的大街是不能与这里相比拟的，那街面是黑色的柏油路面，灰白色的房屋，几幢楼也老得发黑了，人们的着装也相当地单一化没有这里的丰富多彩，或者叫朴素大方吧。现在时兴穿棒针衫，爱人来信叫我买二斤五两线，而儿子要买一件红色的滑雪衫。看看表才八点半，这只钻石表可是那年妻子买来送给我的，戴了十来年了还是那么新。那时结婚很简单，几件家具，一人一件的确良褂子就可以了，这表她买来也是不容易的，她说我常年在外面跑少不了一只表，而且手表是名牌还是比较体面的，一直到去年我才给她买了一只镀金表。社会在进步，现在经济状况自然比过去好。工作证里有一张二寸的全家照，连自己已过世的父母亲一家才五口人。眼看着年关快到了，“有钱没有钱回家过年”，车票都打好了，就是明天早晨的，再买点东西，这两个月的差就算结束了。
四路电车也这么拥挤，想想也正是上班时间，也就难怪了。大家脸对着脸，胸贴着胸，屁股抵着屁股，或背靠着背，显得这么亲密无间，许多不同装饰的手吊在车棚扶手上，前面有人横穿公路，车司机猛地一刹，车猛地一停人们往前一倾斜，又被反作用一力弹回来往后一歪，车箱里出现了小小的骚乱：“哪个在找死呀？”“死也不选个好日子。”“死，下班车再死，别误我们赶班。”不知那个滑稽货插了一句“孕妇遇上这班车就不用进妇产科找接生医生了。”车箱内爆出一阵笑声，我在暗暗好笑时，发现一个小姑娘白了那个一眼。
下了车，穿过人行道，走在梧桐树下，经过一个花坛直径来到上海路，走进一家豪华商场，商场内挤满了顾客，比大街上还热闹，我终于找到卖服装的柜台前，望着悬起的各式各样品牌的滑雪衫，而琳琅满目的服装我都没放在眼里，一心寻找要的红色滑雪衫，现在的小青年都学会赶时髦，不讲上进只讲吃讲穿讲打扮，儿子才上五年级，去年买了一件衬衣他说是七十年代的产品不时髦就不穿，说今年流行红色滑雪衫，可样式也有新旧之分呀。忽然旁边有一个瘦猴样的年青人和一位约有六十岁的老人嚷起来了，是在争吵什么，只听那走路也不稳的老人嚷道：“小东西！你怎么能偷人的钱夹子？这钱夹子是我的！”
只听那瘦猴似的男孩子反唇相讥：“你的？你喊它看它可答应你？”说罢他打开钱夹一看然后又把钱夹子塞给老人：“给你的！给你的！不就两块钱吗！又一个穷瘪三，老子今天手气真不好。”说着就大摇大摆扬长而去。我上前一问才知道那一老一少并不是爷孙俩，‘小东西’是个贼。我下意识地把皮包放在柜台上紧贴胸口，那位留着运动头的女营业员睁大眼看着，也没敢说什么，接下来很热情地问我要什么，然后拿来三件不同款式的红色滑雪衫，并问孩子多大了个头多高，胖瘦如何，好帮我挑选一件最合适的。我决定了，就要那件太空式的。营业员帮我叠着滑雪衫，我就打开包拿钱，这才发现皮包被谁划了一道口子，足有五寸长，一些单据发票
不翼而飞，四百块钱现金和一张价值两万一千元的‘支票回收单’也不知去向，“这下完了。”我就有一种不祥之兆，心跳加快，脸发烧，手也开始颤抖起来，紧接着我把皮包里里外外翻了个遍，一件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有找到。见此情营业员也帮着我找，她拿出滑雪衫抖了抖，只听“铛啷”一声一枚五分硬币掉在磨花石地平上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刚进来感到有点冷，现在感到浑身上下着火似的焦急不安，什么时候被偷的？我为什么没有发现？连一点感觉也没有，自己对自己来个大搜查，浑身上下里外口袋都有找遍了，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。印象中明明放在包里，搜身岂不是“脱裤子放屁——找麻烦吗？”我想起来了，就拿起皮包往外跑，也许在下车后买巧克力时被盗的，而身后的营业员却在喊道：“嗳，同志你的钱！”
那顾得上那五分钱了！五百块也成小事一桩了，那张万元回收单找不到，那可一切都完了，别人要毫无用处，或许小偷会把它甩掉，记得同旅社的江西老表有过这样的经历，皮夹子被偷了，竟在现场又被他发现了，因为在公共汽车上，他要求小偷把钱拿去把车票发票留下。因为小偷要这些东西没有用，就只拿走了三十块钱，小偷对他也算是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了，还真讲职业道德，有点人情味呢。我梦想自己也能碰上那个好运气，两个眼直盯着地面渴望能发现一张纸片，那也是一线希望了。可这是文明城市一张糖纸也找不到，只有来往的皮鞋发出清脆的“哒哒”声。而今天才看清楚：人行道是用六边形水泥块铺成的，平常只觉得挺艺术很美观。在垃圾箱里我好找了一番，连过了路的人都用惊奇而异样的眼神看着我，其实我不像是捡垃圾的人，可我一片可疑的纸灰也没有找到。前边果皮箱外面有一张随风飘摇着纸角的纸团，跑过去捡起来一看又连忙把它扔掉，心里只恶心只想吐，你猜里面包着什么？孩子屎，唉！倒霉透顶。那张回收单明明是红格子带字的嘛与白纸的区别是很大的呀，怎么就辨认不出真伪来？如果这样，拾主怎么敢把东西还给，认不出自己的东西的失主呢？瞧，今天不吉利的样子，也许没有希望了。不！一定要找，那怕丝毫希望也没有，也要努力，为了自己为了爱人，为了可爱的儿子，也为了愉快的春节。再往前面就是花坛了。
椭圆形的花坛前，围着四五个小青人，男男女女打扮得都很时髦，岁数都不过二十岁上下，正看着一张纸条，有人说：“是一张没有用的单据存根。”有人说：“别人扔掉的，是一张没有价值的废物。”但填写的日期是元月十号就是昨天，终于有一位行家断言：“单子有用，没有它就报不掉帐。”一会又过来两个哥们，问明原因后也陪着她们守在那里，想跟着沾一点光，捞一点油水。天气很冷，街心更是寒风悠悠，干枯的花草上白霜未融化，看了就让人不寒而颤，终于有俩个人耐不住寒冷早退了。
单子拿在一位浓装艳抹的女青年手里，她的脸上只有眼睛还那么有神，头戴一顶红色的针织帽子，一束卷发羊尾巴似的拖在脑后，另有几丝悬在额头，那脸形长得挺好显鸭蛋形，抹上姻脂白粉就像大商场院里的时装模特，嘴唇红而闪闪有光，仔细一看，那眉毛竞有两道，上面那道是眉画出来的，又浓又细又长，下面那一道是才是真的，相比之下就显得十分暗淡，眼睫发蓝，大眼睛显得很可爱，黄线衣外面罩着一件红色的开襟褂，青色的巴拿马西裤下是一双又黑又亮的高跟皮鞋，远远地看上去像一个火炬，真是冬天里的一把火，肩上挎着一只小皮包，双手抱在突起的胸前，戴着戒指的右手捏着那张回收单，一只脚搭在花坛围墙上自在地抖动着，单子也在微微颤动着，那双眼时而看看表，时而高傲地扫视一下来往的行人，眼光带有挑衅与撩逗性，大家都叫她“金姐”。周围的人跺脚擦手，抽烟或裹紧衣服拉高领子，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雄心。
看她们那样子就知道十有八九是有事，否则，谁愿意站在凛冽的寒风中？近了，果然发那位女青年手中的单据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单据上的红格子，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真的我很幸运，看准了看清楚了，我上前先掏出名烟递过去，边问：“同志，你这张回收单是从哪弄到的？我就丢了一张。”
金姐闪电般将单子收回到胸前仰起头，跳到花坛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半晌才说：“是捡的。”说罢又推开我递过去的香烟。
我忙陪笑道：“哦，同志，这单据是我丢的。”
“哦？”金姐会意地微笑着终于松了一口气：“这还差不多，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”
“是吗？”一个卷发青年插了一句：“你喊它一声，如果说它答应了就证明是你的。”
他问得我张口不是闭口也不是，它是纸东西又不是人怎么会说话呢？我压了压火说道：“是真的。”
“是吗？”金姐向他使了一个眼色，又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你有什么证据吗？”
“哦这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开出的，票面金额两万一千元。”
金姐听完，又看看单据，然后点点头，接着说：“你有单位证明吗？”好像是在审问劳改犯。
我忙掏出工作证和介绍信，金姐接过工作证打开一看，许久才评介道：“照片比人年显得漂亮得多，简直是个美男子。”说得真逗，逗得我哼哈哈一笑，周围的人七手八脚传阅起来：“人和照片是有出入。”
“不过还是很像的。”
“看来不是个诈骗犯”你一言我一语，不知道是嘲笑取乐还是说真心话，总之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审判官、检察员。
“那，那怎么可能呢？”一听“诈骗犯”三个字我就惊慌了，忙收回工作证和介绍信，笑着央求道：“请你们高抬贵手，做点好事，把单子还给我吧。”
“单子嘛，你可以拿去，”金姐还是和风细雨，可我把手伸过去，她又把单子递给了身后那个胖小子“不过得讲一个条件。”
“条件？你们的条件是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“你先别着急。”金姐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说：“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个上午的时间，我不要你写感谢信也不要登报表扬，我们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，八十年代青年不慕虚荣，但讲的是实惠。”
“是呀，你打算怎样报答我们呀？”
“可是上万元的价值呀。”旁边的人都在添油加醋，帮腔帮调。
金姐打了个手势，示意大家停止发言，见我顽固不化就继续给我上政治课：“这年头时间就是金钱，谁不讲经济效益？总不能让大家被扣奖金吧？总不能让大家白等几个小时吧？”
我知道身上没有钱了，只好拿出好烟和准备给儿子吃的巧克力，她们看着我拿出的东西，在一边起哄道：“这回就看你对金姐心真不真，意诚不诚。”香烟与巧克力都放在花坛围墙上无人问津，看来是嫌少了，只好又在自己身上来个大搜查，钱夹子、皮包、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个底朝天，才凑了八块一毛钱，车票丢了，这可是我回家的路费呀。
金姐看了一眼东西小嘴一撇“嗯”了一声，那声音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。
“这么点玩艺就把我们打发了？”胖子说
“打发叫花子还差不多。”那个瘦猴似的男孩补充道。
“哟！真是太小气了。”
“好一个啬吝鬼！”一个女孩子说。
这回她们又成了评论员。
“那怎么办呢？我真的没有，不行你们自己搜，搜出一分钱都可以罚我，打骂任你们。”
金姐笑了笑，又温和地说：“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，八十年代青年人当然遵守它，你
再想想办法嘛。”
“要不然就去派出所。”我急了直盯着对方。
“哟！好大的口气呀！看来你和大盖帽有亲呢。”
“就是呀，拉警察来吓唬我们是吗？”胖子反问着。
金姐怒了：“好呀！那你找他们去吧，单子是我们捡到的，我们有权处理”又转身对那个瘦猴男青年说：“来送它上西天，谁也别想要。”说罢她拿过单子，对方掏出气体打火机“啪”的一声火苗串出来了，我见此情忙央求道：“金姐！金姐！你别…………”
没等我说完，金姐转过脸来“噗嗤”一声笑了，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也会叫她金姐。而我急出了一身冷汗，鼻尖上一定也堆起了汗珠子，在家儿子见我鼻子出汗就叫我“牛鼻子”也不知他是从哪学来的。我掏出毛巾抹着我那可怜的老脸，心想：四十开外的人竟然让几个毛孩子给玩弄着，天高皇帝远有苦没处诉，只得再求她们：“那，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，砸锅卖铁也不后悔。”
“嗯，这回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，对哥们是真心。”那个瘦猴似的男孩说。
金姐说：“灰心转意就好，要知道‘俘虏’在我们手里，解决实际问题还是要靠我们，条件再简单不过了，只要你请我们吃一顿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闲功夫和你磨嘴皮子。”
可我想什么办法呢？总不能脱裤子卖吧？天这么冷，再说谁要我这条旧裤子？
“现在几点了？”金姐问起我来，实际上是提醒我。
“真是个傻蛋，现成的手表留着干吗？”她一副无奈的样子。
看来舍不得金弹子就打不到小鸳鸯，没听金姐说吗？“就是花上一百元也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嘛！”这块钻石表是前些年妻子没有出嫁时，干小工子拉小板车攒起来的钱买的，为了把我武装得像个男人样，十几个年头了，每天睡前上一次劲，然后再戴上它睡觉，生怕事多忙中有错弄丢了。当初我还不愿意戴上它呢，因一百多块钱太昂贵了，她要风里来雨里去干上三个月呀！妻子亲手把它套在我的手腕上，再三叮咛我不要到处乱放以免丢失。今年天它也不过才几十块钱，可事到如此僵局想留下也是不行了，要不是天冷就脱去这样中山装。去下表才发现手腕上留下一圈发白的印痕，可是她们却不要表，只要钱，要让我再当一次二道贩子。那个瘦猴似的男孩子主动拿去表帮我拍卖，在不远处的人行道上问着来往的行人。
忽然，我意外地发现不远处有个交警亭，我便悄悄地走过去想求且于交警。
一位约莫三十多岁的中年人，宽眉大眼正坐在亭子里看着一本书，我来了，他一本正地听完我的回报，实际上是诉苦‘象忆苦思甜’，他在工作记录上记录着，又看了看的我工作证和介绍信，然后叫我在记录上签上名，据此他也许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也许当月就有一笔奖金，他说：“现在都实行分工责任制，有些事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，也不好管得太多，现在不像过去，学雷锋能招工，进城，当先进，当干部。”“是呀，是呀，谢谢了！就算是我私人请你帮个忙吧。”听我这么一说他才起步走出亭子随我而来，可我发现那个替我卖手表的瘦猴子不见了，大概是去了花坛了，我又带着他直径来到花坛前，花坛前了冷冷清清空无一人，除了过路的人，地上还丢着一些糖纸和窝作一团的香烟盒，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了几片随风滚动的黑色纸灰，此时我的头脑“嗡”的一下，仿佛看见喷射而出的啤酒花，听见“叮叮当当”的碰杯声和得意的狂笑声，而那张回收单在几秒种里就化成灰烬。
“人呢？”交警终于又开口了，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我。
“不知道，”我无奈地说，那八十年代的青年一个也不见了。
“你到底丢了了什么？”交警又责怪地问道。
“不是我，是她们丢失了。”我结结巴巴地说。
“嗨！你到底丢了什么？我看你神经不正常吧？”交警终于恼火了。
我无力而绝望地坐在冰凉的花坛上，合起双手向他叩首道：“谢谢！谢谢了！”
花坛里什么也没有，那些美丽的花朵早就在去年凋谢了，枯叶卷曲着铺在僵硬的泥土上，干焦的主干孤独地默立着，在寒风中颤抖着悼念着已远成历史的过去，而我却像颓废麻木的树，沉浸在春天美好的回忆中。当清洁用扫把下了逐客令时我才如梦初醒，无可奈何地往旅社走去，整个街，整个城市都失去了原有的光彩。这时天飘起了雪花，冬天真的来了，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但愿春天回来的时候把我的那张支票回收单带回来，把人间那颗美好的心灵也带回来。
——选自小说集《第二回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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