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天琳北碚演讲稿
我与诗歌 ——傅天琳北碚演讲稿【转载者言】这是傅天琳最近在北碚的一次演讲的记录稿。虽然是根据录音整理，其实没有任何增益，几乎就是“原稿”。这是我在网上读到以后，与傅天琳通话证实的。通篇文字没有任何高深术语，只有精妙感悟；没有浮夸炫耀，全凭事实说话。爱诗者不能不读，学诗者尤其要读。征得作者本人同意，转贴于此，以飨同好。 尊敬的各位朋友、亲爱的北碚：大家好！世界上有很多山，没有哪一座山能如此令我心动，这就是缙云山。我的汽车刚刚上高速公路，我就闻到了缙云山一枝一叶的气味，家的气味。我在北碚生活了21年：在农场19年，在文化馆2年，从15岁到36岁，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，只有北碚相信我曾经年轻过。在物质和精神同样贫瘠的年代，是北碚，用她仅有的不多的粮食和最干净的空气喂养了我。我没有读过多少书，我是在农场果园获得了最初的诗歌启迪，所以，我非常感谢我的北碚。到北碚讲课，我比到任何一个地方讲课都激动……在座的人中，我看见了我的诗友：建敏从沙坪坝来，白桦从南岸来，茂萍、春华从大渡口来，雨馨从渝北来，范政委从新桥医院来，德秀从江北来，代莹从渝中区来，还有从金佛山来的……感谢轻轨！今天至少有十节车厢运载的是诗歌。今天我来讲诗，其实，本该由登科教授来讲的。什么是诗，这题目太大，登科教授写了十几本理论著作，也未必把诗歌讲完。因此，我只能根据自己写诗的切身感受，谈谈我与诗歌。诗是什么？诗就是命运。写诗就是写阅历，写人生。从本质上讲，诗歌是思想和情感的高度统一；从技巧上讲，是感觉、意象、旋律、节奏的高度综合。感性使语言丰盈剔透，理性使整首诗犀利而深刻。更重要的是，一首诗的完成，要有生命的参与，要用眼泪和血液来写，让读者读到你的脉动和心跳。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读者，你会觉得，好的诗歌，每一个字都是肉做的，这样的诗与一些表面浮华、花拳绣腿的文字放在一起，你一定比较得出来，什么是庄重与轻薄，什么是崇高与卑微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诗歌应该具有的人格力量。诗歌来自于生活，如何让生活在诗歌中恢复它们本来的诗意，这是吸引了我一生的工作。昨天我在一个会上，有人问我幸不幸福，我说，我当然是幸福的，我的幸福就在于从青年到老年，一生都深深地浸润在诗意的寻找中。诗歌与生活密不可分，这是肯定的。去年，有一个青年诗人问我，写诗究竟需不需要生活？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，被他急切地认真的提出来，我想，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我理解的生活，是立体的、全方位的，有深度，也有广度的，既是眼睛看得见的，又是眼睛看不见而只能用心灵触摸到的。诗人既要深入其中，又要出乎其外，若即若离。诗人的职责，就是要通过事物表面，挖掘到蕴含其间的精神实质。近年来我接受过不少采访，访问者总是问我，您第一首诗究竟是怎样写成的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诗？那应该是在我去农场的第二年，我16岁，那时农场经常搞“大战”，所谓大战，就是工作时间特别长，出工早，收工晚。那天是春耕挖土，我知道自己体弱，想笨鸟先飞。动员会一结束，我根本没睡觉就溜上山了，而且还叫上了畜牧队与我年龄相同的好朋友小眼镜帮我挖，悄悄的算我一个人的成绩。凌晨两三点，已能听到零星的锄头声，到四五点钟，已锄声大作，全队人马到齐。早晨八点，一丈量，我已挖了三分地。可是手上打起了七个血泡，队长表扬我缴获了敌人七门大炮。很快，血泡和锄把粘在一起，再也挖不动了。队长就叫我去写宣传稿。我的宣传稿名字叫《出工》：别吵醒伙伴床边的锄头，／别惊动伙伴梦里的春秋，／轻轻地、轻轻地推开了门，／一脚扑进月夜的怀搂。／风清、星繁，／薄雾如纱把花香揉／为打好春耕第一仗，／咱心中哪有休息的时候。标语、口号、错词、病句，都有。我不懂什么是诗，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诗歌之旅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土是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，字是一个一个写出来的，没有捷径可走，必须踏实。土，不一锄头一锄头地挖，人家要批评你这是“猫盖屎”，写诗，也是同理。今天农场的播音员刘希玲也来了，我想起了年年两次的大汇战，喇叭云中架，电线树上牵，每次大战，各队的宣传员就以短平快的打法，把刘希玲的广播站轮番“轰炸”得金光灿烂。开始我们只是写表扬稿，表扬稿写多了，感觉没意思，慢慢就变成了顺口溜。记得当时，一个叫李小海的朋友，最喜欢押“红”“扬”这两个特别有气势的韵。广播稿不断变化不断发展，慢慢地竟有一点诗的味道了。在大锤二锤的号子声中，夹进些花香鸟语，在条石堡坎中，楔进些佳词丽句。惹得广播员也动了情，放一张唱片，就成了配乐诗。宣传员中有三个骨干，强润森、李小海和我，我们互相鼓励，又暗暗比赛。每一次大战结束，我们都笔力大健，诗艺大涨。由于我写广播稿很积极，1977年3月，农场通知我到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开会。那时我们农场的节目在北碚区乃至重庆市都已经小有名气，我们的《农场姑娘个个强》、《抬工号子》还在重庆人民大礼堂演出过。我把我的练习册带去了，不久四川文学的编辑到重庆来，艺术馆王老师推荐了我的练习册，他们没想到在“四人帮”帮风帮气盛行的时期，还有人写出这样一本清新的、泥土气息浓厚的诗集，每一首诗，都好像有那么一两个闪光的句子，但是没有任何一首能达到发表水平。1977年9月，四川召开打倒四人帮之后的第一次文学创作会，我和农场同时收到了与会通知，可是，等了20几天，农场领导也没有安排我去成都开会的迹象。我小心翼翼地敲开了副场长的门，副农场长面朝窗外，背对着我，无论我怎样谦卑地叫他，整整十多分钟，他都没有回过头来，没有答应我。这冰冷的拒绝、这无言的羞辱！我想我当时一定是很想去，我才会一口气跑到十几里外的蔡家沟找场长、书记。场长说，你不去开这个会了，我们已经回了信，你要在农场收红苕藤。是的，我当时是在收红苕藤。后来会议延期到10月，成都方面很“任性”，又来了一封信，问：傅天琳同志的红苕藤收完了吗？收完了还是请她来开会！……总之，我没有去成。我说这些像在痛说革命家史似的，不不，我的好运气马上就要来了。1979年1月，农场和我又接到了一个通知，让我参加“大海访问团”，这次场长对我态度很好，说，小傅啊，我们真的不是想卡你，你想想，我们挤一斤牛奶的利润才1分钱，你如果用200块钱，我们农场要为你挤两万斤牛奶。没想到市文联向上面请示了专款专拨。在诗人杨山老师家中，老师把500元交给我，杨伯母用针线将钱缝进我内衣的口袋，一边缝一边说，小傅啊，把钱揣好哟，千万不要被扒手摸了哟。我那时工资23块，揣着500元一笔巨款，一路硬座到了广州，才知道那是打倒四人帮后，诗刊社、也是中国作协的第一次采风团，团长叫艾青，副团长叫邹荻帆，团员有蔡其矫白桦孙静轩的团，我就像大象队伍中来了一只川耗子。有人在船上读：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……” 我眼睛瞪圆了直夸别人写得好好，都不知道是普希金的。有人读“碧蓝碧蓝的宝石一般的海南岛啊”，我也不知道是朱子奇的。年届七十的艾青天真、睿智，他说话就像从波动的浪花中随便摘下一朵两朵，鲜活而富有哲理。他叫我走自己的路并力求发展变化，却说了一句俚语：“再蠢的媳妇也有几件换洗衣裳”。到了上海，《解放日报》出专版，20位诗人一人一首，我写的一首叫《浪中花》，很表面很肤浅，之后任何一本诗集都没有收录过它，我已经记不得一个句子。艾青的一首叫《盼望》，只有六行，时隔30多年，我却记得很清楚：“一个海员说/他最喜欢的是起锚所激起的那一片洁白的浪花/一个海员说/最使他高兴的是抛锚所发出的那一阵铁链的喧哗/一个盼望出发/一个盼望到达。”语言如此简练，蕴涵如此宽阔。为什么我看见的浪花仅仅是浪花呢？怎么我就没听见一个海员这样说、一个海员那样说呢？我这才明白，诗人多么需要培养诗的敏感和直觉，需要第三只眼睛。诗歌不是摄影，而是洞察；不是再现，而是创造。后来参加的活动就多了，工厂矿山、森林牧场，泥泞、废墟、开花的或荆棘丛生的路，一次次给了诗人。这种活动称之为采风。诗人是幸运的人，同时也是辛苦的人。没有白吃的饭，没有白坐的船，每一次采风都要求很快交稿，大家听到的看到的都一样，很容易撞车，很是考人。大家一路走一路记一路写，在现场写，在颠簸的车上写，梦中也在写。诗人又容易激动，刚刚写了几句，其实还没有写完，拿出来就念，强迫别人的耳朵听。一种美丽的病毒就这样互相传染。比如我到了北大荒，现在应该叫北大仓了。该怎样来表达呢？无比开阔的视野，站在任何一点环视一周我都是圆心，目光放出去直抵地平线，黄了满了，全是粮食！我可是饿过饭的人啊！眼前有这么多粮食粮食！我在四川、重庆丘陵地带的农村住过，都是小块小块的地，那些豆类更舍不得拿整块的地给它。在不足一尺宽的田坎上，用锄头啄一个小窝窝，就把黄豆绿豆饭豆撒进去。而这里的黄豆却是以上百上千公顷的阵势铺展开去的！丰收的喜悦让我的想象力腾空而起，9月的北方送给我一首诗这样的开头：“这是最好的季节/无人能托起一个秋天的重量/只有上苍摆放于北方的餐桌/巨大，丰盛/那张油浸浸的黑色台布/转动日月星辰/转动稻谷、玉米、大豆、高粱……”在菏泽，牡丹花的故乡，遍街的人都戴着牡丹编成的花冠，七、八十岁的老太太也戴着，阳光灿烂，白发闪耀，她们缺牙、拄棍、坐轮椅，深深的皱纹与鲜花相衬，那是一幅多美的图画，我随口吟道：“老人迎面走来/我看见满额风声，哗哗哗的皱纹流淌/在皱纹之间填满了笑容/我看见一顶花冠，娇嫩地/压住了老人一生一世的痛……”在青藏高原，宁静的青海湖躺在雪山与冰峰之间，它圣洁的蓝色让我毛孔和心灵同时敞开，任其浸润。“圣洁”这个词，我认为一生只能使用三次。现在这个时刻到了，我获得了一首同样圣洁的诗：“离天空最近，至高无上的蓝/在梦想和恩典中飞翔不止的蓝/现在，我用目光把你轻轻提起/丈量鱼的深度和鸟的高度/一寸寸打开自己的空间。”我诗意的空间和心灵的空间就是这样在行走的过程中，一寸一寸打开的。江津四面山有一个爱情天梯的故事，看片子时我的眼泪就流得唏哩哗啦。为什么同样题材同样题目我写了两首？第一种是我惯常用的手法，通过这个事件提炼些什么：一切都为着爱，仅仅是爱，他让山盟海誓海枯石烂这类词汇，在石梯的第一级就开始跌倒……这首诗写成之后，总觉得哪儿不对，哪儿哪儿都不对，原来是调子不对。这个故事穿的是一件土布宽松衣服，而我给它做了一件化纤紧身衣。读者不仅不能从我的诗里读出这个故事，而且过分的提炼，把水榨干了，已经大大伤害了这个故事，甚至还有一点遣词造句上的矫情。为什么不能更朴实、更原生态、更尊重故事本身的意义呢？我开始重写，用笨办法写。不抛弃必要的叙事去写。一叙事就会长，就可能像小说像散文。而我理想的叙事自然是诗意的美妙的意味无穷的叙事。对细节的把握和控制要恰到好处，要干净，一字一句，要尽量做到真枪实弹，绝无虚发。我依然用我一贯的朴素、纯情的语气表达沉重：“姐姐，我站在6001级台阶上/与你只隔一步/我们修的石梯有6000级/多出来这一级是菩萨修的/是我们拜过的菩萨修的/比起我修的那些高低不平的梯子/可是好看多了，彩云做花岗石/空气铺绒地毯，雕龙画凤/画得像我们养过的鸡鸭/白天你看不见我/我随天空升高，升高/升到不见顶的空，熔化在太阳中/姐姐，我想你天天都有一个好太阳……”顺了，一开始情绪顺了也就顺了，接下来主人公在同样的语境里很自然就把故事讲出来了。什么是好的诗歌？什么是好的诗人？江津的爱情天梯，让我想起了同样是江津籍的女诗人——郑玲。尽管她什么奖也没拿过，她没有傅天琳的好运气，但是在我心目中，她是写诗写得最好的那一位。她1949年参加革命，我曾读过她歌颂革命烈士的诗篇，为之振奋。但即使这样写革命诗歌的人，在1958年照样没有逃脱厄运。在被送往大山劳动的那一天，一个比她小7岁的年轻人，放弃光明前途跟她去了。大家可以算一算，郑玲1931年生，1958年她多少岁，27，比她小7岁的年轻人多少岁，20。郑玲是苦难的也是幸福的，因为有爱。她在戴上荆冠的同时戴上了新娘花冠。陈大哥是官员兼文人，古诗词和散文极佳，《在那人神兽共生的地方》被称作散文佳作之冠。我曾经想写他们的爱情，这分明就是另一座爱情天梯，但陈大哥坚决不让写，他说，你说诗就说诗，莫去扯别的。2007年冬，我读到郑玲诗集《过自己的独木桥》，泪流满面，通夜未眠，四点钟爬起来给她写信。她的诗集中有一首《幸存者》：“幸存者是被留下来作证的/证实任何灾难/都不能把人斩尽杀绝/戴着死亡的镣铐走出灰烬/在宿鸟都不敢栖息的废墟/重建家园。”这首诗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被各报用大号字广泛刊用，还被当作座右铭刻写在什邡地震墙上。这首诗可是在地震之前的之前写的啊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好诗即灵魂，好诗是穿越时空的。前年我读到她的新作《爱情从诞生到死亡》：“爱情从诞生到死亡/不过两次钟声之间那样短暂/我们相互给予的/是半个世纪的短暂相守/我们挣扎在巨大的阴影下/通过一连串的失败感到胜利……”我当即就认为这是一本刊物中最好、最耐读、最有重量的一首，每一个字都能砸得大地梆梆梆响。我打电话给她，是陈大哥接的，才知她常年躺在床上，耳聋，手不能写字，语言含混不清，生活不能自理。而她80岁的胸怀依然澎湃，她依然需要诗歌为生命增氧，她的一个动作、一次呼吸、一句喃喃自语，甚至唇齿间吐出的一丝气息，相知相守几十年的陈大哥能懂。陈大哥赶紧拿笔记下来，记下来就是诗啊！不像我们还要逐字逐句推敲，反复去改。这样的如血如泪的80岁的诗，不正说明什么是用生命写出的诗歌而什么又是真正的诗人么？前年10月我收到陈大哥发来的郑玲2013诗歌400行，400行！我一个健康人，虽然老了却还没有她老，一年也写不出400行，我被惊呆了！处于半清醒半梦幻状态中的玲姐，依然那样文采斐然，依然在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对生命的尊重与命运的抗争。比如她写一棵草，称它是会跳舞的草，称它是：“在我们见识了爱情后的第一个黄昏诞生的/那个黄昏迟迟不肯熄灭它的霞光……”气息是如此生动，一如青枝绿叶般的想象，一如少女的心声。可见她一生都沉浸在爱情之中，有多幸福！现在这个诗人走了。当一个诗人经过天空最终只留下一个飞翔的剪影，当一枚秋天的果实谦卑地低下头来把荣誉深藏在绿叶下，我们被深深地感动了！在悲伤的2013年，我们无比热爱的诗人雷抒雁、牛汉、韩作荣、郑玲相继走了，今年李小雨走了，我相信他们无比珍贵的文字永远活着。我们每读一遍他们的诗歌，就是拉长了一段他们的生命。是的，当我们读到一首好诗，或一篇美文，总会被那些文字震慑，你会觉得我们的汉字真是漂亮，真是好看得很啊，一横一竖一撇一捺，似乎将指尖粘结，眼睛不得不顺着语音之波流动。我们常常夸奖好听的声音有磁性，其实好看的文字更有磁性。每读一遍，都有被穿透的感觉。通过阅读，我们知道了，语言是极其重要的。诗的语言，是要向读者传递新的经验，新颖、准确、生动，像水一样清澈，像山野的风活色生香，像岩石一样坚硬，有重量，有定力，牢牢站在地上。基于这种认识，我对诗歌语言始终怀着敬畏，常常表现出挑剔和苛刻。我不喜欢过份的晦涩、无边际的天马行空；不喜欢表面华丽的虚假珠宝和布满油腻的宴会厅；不喜欢雨过地皮湿那种，也不喜欢装神弄鬼那种；不喜欢把人人都懂的事情讲得人人都不懂。诗人是语言的提纯者、净化者，如果诗人都把话说不清楚，思维混乱，口齿不清，那么这个世界还指望谁来把话清楚，说得更有意思呢？一段时间，一种方式如果写得太顺手了，如果有点小感觉东拼西凑就凑得像一首诗了，我说的是“像”，不是“是”，就是说有了诗的壳了，但没有诗的魂，这时，诗人就得警惕了，不要以为自己才华已经横溢了，才华是最靠不住的东西，写诗同样需要老实本分，需要做老黄牛。灵感是什么？灵感是坐在桌子前，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。诗人不是熟练技术工，不能踩着滑溜溜的语言，无阻力行走。诗歌的高远境界才是我们超越字词的最终追求。我好像一直都不在意自己是什么流什么派。除固守对诗歌的真诚外，我首先赞成现实主义，诗歌关注现实那是不容置疑的，我还推崇浪漫主义，在农场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就本能地认为诗歌就是现实主义加抒情。后来知道表现主义主张心灵的体验和洞悟，我认为非常值得借鉴，而象征主义强调的感觉和意象，更是让我痴迷，希腊诗人、诺贝尔奖得主埃利蒂斯说，感觉是世界上所有诗人的共同语言。他的《疯狂的石榴树》，让1981、1982年的诗坛也疯狂了：“当南风呼呼地吹过盖有拱顶的走廊，/告诉我/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在阳光中撒满果实累累的笑声；/当黎明以胜利的震颤在天空展示她全部的色彩；/我的上帝/你费了多少蓝颜料来防止我看见你的存在……”那简直是一场美的集锦，语言的盛宴。还有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、先锋派对既定模式的颠覆，给诗句造成一种奇特的效果，我也能有尺度地接受一点。总之，不管潮流来去，我只选择适宜自己的切合实际的写作。被问是什么流派，我真说不出，就当是个三无产品吧，无流派，无主义，无圈子。我是一个挖了十九年土，种了十九年树的人，和树有特殊的情感。在不同的地方，见到不同的树，就像见到自已不同的人生际遇。我就举几个写树的例子，试着讲讲我对不同情境的把握，也是不同的生命体验吧！重庆的树，尤其我们北碚的树，主干支干秩序分明，枝叶婆娑，葱茏华盖。可以看见叶片上的露珠，露珠闪灼太阳的光辉。它们全都称得上树中的帅哥美女。而大西北的树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四月的戈壁滩上，一棵树被拦腰截断，结满拳头大的伤疤，春天的枝条从伤疤抽出来，齐刷刷像一排钢刷子。到冬天它又将被拦腰截断，形成更大的伤疤：“八月，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，/一片，一大片胡杨树，蓬头垢面，披头散发/简直就像在风沙中狂奔嚎叫的疯婆子。”走进胡杨林，找不到一棵完整的树，全都残肢断臂，不少树心已被风的刀子掏空。风还在吹，烈日还在暴晒，一场撕杀永无止息，胡杨林横尸遍野，我站在中间，感到一阵阵的心绞痛。后来才知道这些树其实都还活着，十月，胡杨林将展现生命的大美，奏响金色的华彩乐章。多少沧桑沉浮啊，胡杨树一生都在为生存抗争着。这世界有更加吃大苦受大难的人，也有更加吃大苦受大难的树。那么，我们有什么理由再去诉说自己那些羽毛级的悲伤呢？华山，八百里秦川拔地而起的花岗石，谁都知道到华山就是去看它的险峻、陡峭。“自古华山一条路/刀刃般的脊背上/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/把悬崖当成美景……”而一把抓住我的，却是华山的树，从岩石裂纹中伸出的手。我还在谷底，它们就在悬崖上手舞足蹈向我打招呼。我不由得问自己：“假如把我的枝条也插在这里/试一试凌空高蹈/试一试身处绝境/我要怎样才能在疾风中打开翅膀/展现恣意的飞扬状态/我要怎样才能咬住/石缝中细细的光亮和水……”诗歌究竟有没有用，它确实不是房子，不是车子，不是股票，但当你在生活中遇到困难，什么能够鼓励你渡过难关？只有诗歌！我能激励自己的唯有诗歌！死去的树，像很多我敬仰的人生，死了也站得笔直。我曾这样写它：“你和我面对面站着，站着，你却死了/站得笔直地死了/死在秋天即将来临/整座橘山就要点亮节日的灯盏。”同样，我也深深崇敬另一种姿态的树：“远远地，我看见了你们/与落日同坠/与地平线形成三十度、二十度、十度的角/匍匐/昏厥中的挣扎/生命里最伟大的忍耐和克制/我看见你们山榛子树集体匍匐……”是的，在一种特定环境下，忍耐克制与前进冲锋一样，我认为同样是一种伟大品质。在南疆温宿县神木园，我还看见这样一棵树：“它们是这样成为一棵树的/一棵树生铁一样楔入另一棵/一棵树成为另一棵腹中的钉子/没法拔，不能拔/那场雷电已经过去一千年/它们一起死过三百年/撕心裂肺地，仇恨过三百年/用同一把冰雪敷疗伤口/又是三百年。最终选择活着/活着，就是宽恕别人同时也宽恕自己……”我在这棵树前站了很久，别人都走远了，我还不走，我想接收到它心灵的信息，多年以来我确信我是听得到树说话的。诗人总爱说心灵，心灵，这存在而又看不见的东西，要想把握住，如同用手去捉光线一样愚不可及，而诗人正是这样的愚不可及者。这一刻，我想我是捉住了，因为我听见了刚才的那一段话，这棵树正在向我述说另一种人生道理。和田！和田是什么地方？和田的风沙一年只刮“一次”，从大年初一一直刮到大年三十，有句谚语：“和田人民苦不苦？一天要吃两斤土。”在这风沙之地，居然有这样一棵树——和田的无花果树：“上苍赐予大漠的生命奇迹/无水而受孕，无花而结果/一张口，吃过成吨成吨的风沙/经年累月地吃，一天也不少/你把风沙吃到哪里去了/怎么吃得自己郁郁葱葱……”树的主人告诉我，这棵树灵得很，许什么愿都能得到。我们绕树三圈，以果实为灯，但是我不停地提醒自己，我是从青山绿水的重庆来，天待我太厚，我不能再贪求什么，像捡到块和田玉什么的这种念头想都不敢想。这棵树真的太神奇了，怎么一点也看不到风沙的痕迹？那样从容、大度，甚至可说雍容华贵。从科学上讲，也许是这棵树下恰好有一汪水源，而诗人更愿相信奇迹，这棵树是心态好，心情好，它把阳光雨露、风沙雨雪都视为生活的慷慨赐予，坦然接受。它于是获得了双倍的营养和正反两方面的力量，而力量一旦转入内心，内心必定强大，同时海阔天空。这样的一棵无花果树，怎么会不是一座森林呢？再讲一棵树——柠檬树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树。这棵树让我的话题再次回到果园。因为那是我色彩的宫殿，青春的纪念碑啊。我刚到农场时，管理的就是一坡柠檬。每到秋季，果实累累，农场派人照管的总是广柑，而柠檬是不需要守的，连小偷都瞧不上，它实在太贱了。“柠檬黄了/请原谅啊，只是娓娓道来的黄/不热烈，只有温馨……”这是一棵低调的树，内心那么苦，枝条又那么柔韧，从来没有挺拔过，又从来没有折断过。柠檬不自贱不逢迎，拒绝转化为糖，毕生带着殉道者的骨血和青草的芬芳。一个没读几天书的青年，在山野获得了带有哲学意味的诗歌启迪，那就是被我称之为的果树方式。想想那些树，雷电要劈断它，山洪要冲毁它，干旱要渴死它，就连磨磨叽叽的小虫子无端地都要咬它一口。它怎么样呢？去抗议去争辩？或者干脆就放弃了逃避了？不，它们的名字叫果树！果树的天职就是结果，历经磨难只为奔赴秋天。诗人是一个时代的代言人，应该具有博大的情怀，深深的悲悯。必须关心大事件，关心广阔的公共生活。关心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困境。当然，不是一说这种话，就是要写政治抒情诗，也不是一写政治抒情诗，就一定会概念化、公式化。我们永远的诗兄雷抒雁写了很多政治抒情诗，一点不口号不概念，经典之作《小草在歌唱》，30多年来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。那是一首写张志新的诗，写作时还没有打倒四人帮。比如地球人都关心的环境问题，2011年我去美国探亲，正遇上墨西哥湾漏油事件，我遇上大题材了，写了，却写得很短、很小，十余行，也不激昂，但是我似乎不写不行：“这一天，古老的墨西哥湾/正上演一场暴力悲剧/鱼类和海鸟穿上厚厚的盔甲/大海暴露出严重溃疡/它的血是黑色的，浓烈的，极其污秽的/像隔夜的地沟油/还是这一天，我梦见成千上万死去的鱼群/在深夜破城而入。它们不是游/是走，气势磅礴却又无声无息的走/走在我常去和没有去过的那些大街上，像一群赤手空拳的抗议者。”汶川大地震，几乎出现了又一次全民诗歌高潮，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，至今历历在目。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，有一个年轻母亲怀抱三个月大的孩子，在深埋的废墟中，给孩子发的短信：宝贝，如果你能活着出去，你要记住我爱你！这条短信让我泪如雨注。这个母亲一定是诗人！我在被感动的同时不自觉的就变成她了：“此时，妈妈的心情是忧郁的，/忧郁的，紫色的，柔弱得快要折断的力/正向心脏，肺，血管汇聚//我要把你藏进夜的巨大的衣袖里/ 我要把你藏进朝日的胎盘里//宝贝睡吧，不要看见这一切/尤其不要看到妈妈滂沱的泪水/ 尤其不要听到妈妈全身骨头的碎裂//我感到身体正在变薄/已经托不住我弥留的翅膀/让我最后一次为你掖好被窝/宝贝啊，你才是我花苞里的天堂//我仿佛听到黎明的脚步声了/是橙色的，绿色的，白色的，迷彩色的/黎明是跑步来的// 别哭啊我的宝贝/ 你要保存好你小小的力气/等待光的救援。”后来这个孩子得救了，妈妈走了。这条短信，成了史上最动人的短信。汶川大地震是整个华夏儿女的伤痛，我却从中看到了一个民族巨大的凝聚力，诗人要奉献的是文字的热血，是语言的挖掘机，我用我自己的最快速度完成了《我为什么不哭》：“我为什么不哭/ 你给了我哭的时间吗// 我唯一的母亲，那么多母亲被掩埋/ 我唯一的孩子，那么多孩子被掩埋/ 我唯一的兄弟，那么多兄弟被掩埋// 我得刨，加紧刨啊/ 我刨了三天三夜，还在刨/ 我刨了九天九夜，还在刨//就当我是那条搜救犬吧/ 从泥石里，从钢筋瓦砾里/ 从窄窄的生命的缝里。一刻不停地/ 我在和谁竞赛。我必须赢/ 我必须早一秒到达/ 早一秒，废墟里的太阳就刨出来了。”这些诗和我别的诗，比如写给果园的一片叶子，写给孩子的一次梦话，其实都有着精神上的深度默契，因为它们都来自于生活，来自于生命，它们的根在泥土之下紧紧相连。谢谢大家！谢谢北碚！亲爱的北碚，我老了，你永远年轻！ 制作单位：缙麓书院文学顾问：蒋登科 谭朝春本期编辑：燕刀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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